（平遥，中国）—— 那是一个充满了新财富的时代，一个众多家族一夜成为巨富的黄金年代。
由于金钱流动的需要，商人们在这座北方的城市里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批银行——票号。紧接着，全国各地的分号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建立起来，并开始借贷业务。大量钱财在其间涌动。
随后，正如它快速地崛起一般，整个体系又快速地垮掉了。票号纷纷关门，城市沦为废墟。
这就是中国首个金融中心的历史。在19世纪中期的清朝，它的辉煌曾经照耀着灰濛濛的山西大地。随着全球经济在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带动中下滑，中国高速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的时候，平遥的兴衰是以史为鉴的最好参照。
但时下的金融危机却使平遥陡增了一分怀旧的情绪，那10米多高的明代城墙中保留着中国最完好的中世纪古城之一。
“票号讲述了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，包括中国是如何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”，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退休教授阮仪三 (音) 说道：他曾经主持了平遥的修复工作，“票号的雇员们都训练有素，他们很公正客观，而且对票号的账目高度负责。现在腐败现象很普遍，人们也不太重视道德品质了。”
今日的平遥老城中心住了四万人，他们挤在狭窄的巷子里，住在破朽的木门后藏着的大院里。四周围的农村则是一片干枯的小米和玉米地，上面铺满了黄土高原的黄土，这里是地球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。
在最鼎盛的时期，平遥共有22家票号。当时山西的贸易非常红火，中国南方的丝绸和茶叶由此向北出口到蒙古和俄罗斯，羊毛则经此运向南方。
跟当下的贪婪相比，学者们认为早期的票号业是个严守商业道德的行业。当时没有不良信贷，也没有不明就里的金融工具。商人们之间高度互信，票号得以开展转汇、信用贷款和支票汇兑等业务，这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。当时中国流通的货币是银锭。
然而有些票号的行事方式在今天看来可能不那么地道。
在部分票号残留下来的两层楼大院里，鸦片室和麻将桌清晰可辨，还有给那些票号雇来招徕生意用的妓女的房间。
阮教授和其他学者认为票号体系在1949年解放前的瓦解并非因为票号业者的贪婪或者无能。他们提到更重要的一点是：在1911年清朝灭亡后，整个国家陷入战乱，而且拥有大量资金的外国银行被允许进入中国经营，其所带来的竞争使票号逐渐失势。
在平遥走向穷困后，整座城市像在时间中停住了脚步。
当地政府没有资金来现代化。所以当中国其它城市里的古城墙，包括北京周围的古城墙纷纷被政府拆除时，这里屹立的还是明代的城墙。在这些城墙的里面，家家户户仍住在老旧不堪的大院里——有的曾经是繁荣的票号所在地。（想象一下把雷曼兄弟的总部大楼变成人民公社会是怎样的情形。）
“城里的老人们又悲伤又沮丧。”48岁的平遥当地人姚民林（音）说道，他在近期的一个下午带着两位外国游客转过各条巷子。“他们不希望票号关门，因为这样他们就没有收入了。这里所有的人都靠票号维生——商人如此，守门的如此，开饭馆的也是如此。”
在包括阮教授在内的保护主义者们的敦促下，当地的官员们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部分修复平遥，给了这座城市以旅游为业的重生的机会。
中国的第一家票号——日升昌 (其名意义：太阳在繁荣中升起)，现在是坐落在城中心的一家博物馆。另外还有四家票号也变成了博物馆。
票号的神秘传奇是如此的有吸引力，以至于中国各代领导人都从北京来此朝圣过。日升昌里的陈列里包括了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，他的前任江泽民以及前总理朱镕基的照片。他们的到访比起当年光绪皇帝的到来要闲适多了：光绪在1900年为了躲避欧洲和日本军队的入侵曾逃遁到平遥，住在一家票号里。
对平遥的人民来说，现在的领导人可以从老式的商道中学到很多。
“直到清朝末期，平遥的票号都保持着信心、信任和礼貌，”日升昌里的一位经理助理李月荣（音）说道。这家博物馆现在每天接待大约2000名游客。“这些对管理和金融发展有很多好处。”
李女士指出日升昌的始祖雷履泰开始在票号工作时已经53岁了。她说现在有权势的生意人缺乏由经验、年纪而生的智慧。“他们都希望迅速发财，”她说道。“他们不想一步一步来，他们太着急。”
当然，要说那个年代做生意没有欺诈和盗窃也是个神话。
老票号里那些阴冷的房间显示了：伴随着银钿的积聚，被迫害症也随之而来。票号的银库都挖在平板床的正下方，席子盖住了洞口。两到三位雇员不分昼夜的坐在或者睡在上面，姚先生说道。他有位亲戚曾经在日升昌里做过小职员。
恐惧滋生了以镖车起家的中国版“富国银行” —— 靠保护异地运银车为生的镖局。保镖们都受过武术训练，而且随身带着战斧和锤子等武器。时至今日，在一家老武馆的地盘上，还会看到师傅在周末教孩子们功夫。
过往的荣耀还飘扬在一些其它建筑的上空。要是在某天下午走进一座庙，你会看到当地的居民握着香在财神爷的像前参拜。平遥的人们太熟悉那句老话了，“富不过三代。”
来源：时光网 作者： 2009-05-09 点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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